揭秘四川阆中巴巴寺的“皇室渊源”悬案
——从几块古碑匾窥秘巴巴寺与大清皇室的神秘关系
国外朝麦加，国内朝巴巴。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在世界上的三大圣地，麦加是最主要的圣地；四川阆中巴巴寺、陕西西乡鹿龄寺、甘肃河州大拱北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三大圣地”，巴巴寺是最主要的圣地，为伊斯兰教嘎德忍耶教派第一位来我国传教的祖师华哲·阿補董喇希（又称“西来上人”）的墓地。阆中巴巴寺原名“久照亭”，富有浓重的伊斯兰色彩。“巴巴”是阿拉伯语“祖先”或“祖师”的意思。从巴巴寺久照亭上镌刻的金龙、寺内现存展板上的文字、图片等资料介绍，可以感受到这一伊斯兰教风格的神秘历史建筑隐隐约约与大清朝廷有着“皇室渊源”，甚至与千古一帝清圣祖康熙皇帝有着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关系。然而，翻阅《清史稿》、《清圣祖实录》等史书，却难以发现只言片语。四川阆中巴巴寺与大清朝廷究竟有没有“皇室渊源”？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巴巴寺究竟是不是奉康熙皇帝圣旨所建？笔者在拙作《庄穆巴巴寺：圣裔西来上人的阆中埋骨情结》一文中，首次提出巴巴寺是奉康熙皇帝圣旨或者秉承康熙皇帝圣意所建,并提供了少许证据。然而，让人信服的事实和依据究竟在哪里？本文试图从巴巴寺现存的三块古碑、两块古匾等方面详细揭秘这一历史悬案。
伊斯兰教自唐朝开始传入中国，以苏菲派和逊尼派传播为主，特别是以苏菲派教义的传播最为广泛。传入新疆南疆、北疆等地，形成了白山派、黑山派，因黑山派和白山派共同的首领叫“依禅”（完美的人之意），所以黑山派、白山派又合称“依禅派”；传入内地则形成了“四大门宦”：虎夫耶、库布忍耶、哲赫忍耶和嘎德忍耶（也称四大门派）。虎夫耶是“暗藏、隐藏”之意；库布忍耶是“至大者”之意；哲赫忍耶是“大声、高声的赞扬”之意，所以哲赫忍耶派亦称“高赞派”。而嘎德忍耶（也称卡迪林耶）是“大能、无所不能”之意。“大能、无所不能”的嘎德忍耶派教义广泛传播，成为了伊斯兰教在中国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派别。嘎德忍耶派教的传播，离不开两个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圣裔“西来上人”华哲·阿補董喇希和他的高徒创教首任教祖“祈太祖”祈静一。
在巴巴寺内现存的两块展板上，详细介绍了华哲·阿補董喇希和大弟子祈静一为康熙皇帝治疗恶疮以及建造巴巴寺的过程：康熙十三年（公元年），远在圣地麦加阿里噶德忍耶教堂执掌大印、传教授道的圣裔华哲·阿補董喇希浩然曰：“赤尼（中国）有异才，吾将趋而造就之”。于是以期颐之年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从香港入境到两广两湖、甘肃、陕西、四川、云南，游遍了大半个中国，在甘肃河州收了一个叫祈静一的“异才”，这个祈静一后来成为了嘎德忍耶教的创教始祖。最后来到风水古城阆中，为这里奇特的山水景观所驻足。大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年），康熙皇帝玄烨身患恶疮，京都御医用尽了办法没有效果，于是下诏挂皇榜悬赏求医。华哲·阿補董喇希和祈静一在山西太原传教的路途中揭下皇榜，入宫治好了康熙的病。康熙十分高兴，对他们二人说：“你们二位神技超华佗，世之能人，谢礼任由你所要，朕一定满足你们的愿望”。华哲·阿補董喇希对康熙皇帝说：出家人要黄白之物何用？我们游历八方，四海为家，信仰是我们的食粮，功修是我们的港湾，希望赐我们建一座清真寺，活着修身宣教，归真后葬于寺中。康熙皇帝说“朕富有四海，江山万里，何惜一席之地，你活着给你建一座清真寺，归真后为你立碑树匾，名垂千秋。”并立即降旨任西来上人所选。华哲·阿補董喇希领御旨后，带领祈静一回到陕西汉中等地继续传教。
因为治好了皇帝的病，华哲·阿補董喇希和祈静一立即名声大震。因为曾经为皇帝治病的特殊关系，所以达官贵人，对他们都高看一眼。康熙二十八年（公元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华哲·阿補董喇希在阆中“脱尘而化”，祈静一与同为华哲·阿補董喇希的弟子的川北镇总兵官马子云等遵师嘱将其安葬，并为其建造墓庐，并命名为“久照亭”。同时以阿拉伯语“巴巴”为寺命名。同时，康熙皇帝得知情况后，下旨修建了华哲·阿補董喇希的拱北（陵墓）。同时，还赐西来上人“金锦玉匾龙凤旗”，以功臣葬礼悼念。后来,太师祖祈静一经常带领“官府太爷”到京城为皇亲国戚治病并谢绝各种厚礼，多罗贝勒王还书写了“清修”二字镌匾相赠，以示褒扬。
而寺中的另一块展板引用近代著名的回族抗英骁将，历经大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鸦片战争时的著名抗英将领“马辰”（乾隆49年（年）生，安徽怀宁人，曾任湖南抚标右营游击，系林则徐麾下重要的抗英将领）关于“老舍耶赫与康熙”的回忆介绍，不仅老舍耶赫(即华哲·阿補董喇希）治好了皇帝的病，而且康熙皇帝还曾御驾亲临阆中潘龙山，赐“金锦玉匾龙凤旗”，还御笔亲书“清修”二字并刻于石碑中。上述内容不仅阆中巴巴寺的展板中有此记载，在甘肃临夏大拱北的展板中，也曾记载有相关内容。
给当朝的康熙皇帝和皇亲国戚治病，自然不是一件小事。皇帝下旨修建“巴巴寺”，亲笔题字并赐锦旗、玉匾，绝对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笔者找遍《清史稿》、《清圣祖实录》、《康熙朝实录》等官修史书中却未发现有明确记载。一贯“讲政治”的地方志书《阆中县志》等史料中也无任何记载。不仅如此，“清修”二字，马辰证实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并刻入石碑；皇帝所赐玉匾就挂于金顶（墓室）上方、保存完好。
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巴巴寺现存的“清修”古匾却明明地落款“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宗人府右宗正多罗贝勒王书”，而这个宗人府右宗正多罗贝勒王究竟何名何姓？为什么他却只书“职务”而不署真名实姓？同为大清朝廷官员的马辰所言究竟有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拨云现日，吹沙见金，还得从巴巴寺现存的三块古碑、两块古匾中寻找答案。
大道显西域，仙根在潘龙。巴巴寺内现存3块清代碑刻，分别为康熙三十年（年）由马子云撰立的《先师碑记》（乾隆十二年重刻），康熙五十八年（年）由陕西汉中西乡县锁成撰写的《师祖上人碑记》（乾隆十二年重刻）和雍正十三年（年）由马朝相撰写的《久照亭常住碑记》，寺内还保存着“清修”、“久照亭”等清代及民国时期匾额36块。
三块古碑的内容及附诗分别如下:
第一块古碑《先师碑记》内容及附诗：
尝思两间钟毓，每因其材有非时地之可域，今古之可言者也。粤稽我朝圣圣相承，含熙翔洽，朴或作人之盛，无远弗届。所以豪杰之兴，云蒸霞起，虽僻壤遐陬亦多挺生贤哲。盖由远会之隆，德教覃敷，故统遐迩，东西而降，生不偶也。如吾先师华哲·阿補董喇希，系衍天房默抵勒之祖国，教本至圣穆罕默德之宗传，其诞生也不知其如何颖异，其成立也不知其如何纯修，自撒哈伯色尔睹理斡噶思传教人中国，而后先师即蹑屐而届我中原，举止迥出乎常，言动大异乎众，其胸中眼底别具洞天，及与之探天人之秘，究性命之微，则理出天根，道深月窟，浩浩乎屑由性分而出，有非区区紫气溢出函关，令人驻而异之，矜而奇之者之所可同日语也。岁在丙寅，余叨沐圣恩，节镇川北，与师追随左右，师事有年，公余之暇，质疑辨误，究本穷源，多所启迪，而矢忠报国，正己率人，与夫和辑兵民弭宁薮泽，余得其勉勖者较多。讵己巳岁三月念五,师闻鹏鸣而遽悟朝露之不可久留也。含笑而化,筮厝此山之阳。余悼其道德之高深，峙而为亭于墓上,因为竖碣镌文,以志永久,俾后之景其音容者,睹山川之秀丽,俨道气之犹存云尔，是为记。
大清康熙三十年岁次辛未仲夏谷旦镇守四川川北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督加三级五原马子云撰立。乾隆十二年岁在丁卯孟夏之吉主持弟子马德功、马真元、陈文善、马守真等重刻并将诸公所赋之诗附刊于左：
附郭山岚隐宝庐，重重云护德星居.
当年遗韵浑难再，此日丰神屹自若.
久照亭栖丁令骨，清修匾焕凤池书.
高霞为映芬崴远，奕世馨传教不虚.
——涪州马淇原韻
蟠龙曲处构精庐，云是仙人蜕骨居.
颜焕清修颁禁苑，亭开久照获真如.
云根已作灵根宅，手迹犹存鸟迹书.
寄语后来崇奉者，好从此地悟玄虚.
——芝园谢家麟
寻道西来萃次庐,傍山依水筑云台.
唐陵汉寝今何在,紫府波罗尚不如.
胜境堪招真士隐,芳亭应籍达人书.
朱栏掩映凝目处,瑞蔼氤瘟接上虚.
——古皇穆
第二块古碑《师祖上人碑记》的内容及附诗：
师祖者，乃静一祁大师之师，为西来上人也。自辛酉岁至我西邑,其眉寿已逾期颐,而形神古健,状貌若仙，诚为清真一教之宗。然师祖胸藏三教之书，而不以文名；艺精百家之气，而不以技称。日与贤人君子游，雅诙谐，善骑射，尤工于诗歌。飘然有凌云气，故一时学其学者，无从窥其堂奥；而海内特识之士，已知师祖悟无上玄微，臻真一妙境矣。有川北镇台讳子云马公，慕师祖之德，于甲子岁(康熙二十三年)迎师祖于官署，以师礼事之。师祖名虽出尘，而持身接物不离夫天常，不堕夫异端；理究太极之化育，神合二五之精微，迨后回光内彻，自知其将脱尘而化也，因预卜佳城于蟠龙山，郡中士大夫，咸欣然乐从愿请，师祖以培风气焉。爰于已巳年三月二十五。师祖瘗冡（去世）未及数载，人文蔚起，甲弟鳞鳞，四境民物骎骎乎有起色矢。若非师祖之英风爽气，有以察天文之奥，因地脉之宜，焉能钟灵毓秀至斯乎。迄今师祖去数十年，而我西邑之沐其遗泽者，犹昨日事咸。嘱余为言诣，蟠龙立石以志不朽回忆。师祖在西时，而清风高节一代人龙，其生也特异，其化也光明，故知人之生寄也，非生也；死归也，非死也。至若师祖之全受全归，其庶几虽死犹生乎。然则师祖之风，当于山高水长之外，想见道骨性成之奇，岂南山片石所能尽述哉。
大清康熙岁在巳亥(五十八年)季夏朔日，陕西汉中府西乡县侯诠训道,教下锁城敬撰，西乡两社绅衿士庶公立。
乾隆十二年岁次丁卯孟夏之吉，主持弟子马德功等沐手重刻，并将诸公和韵附刊于石。
山亭小小是君庐，曾约白云作伴居。
世上荣枯都不管，壶中甲子祗相如。
闲情好僻多栽树，素性怜才喜读书。
一卧巴江眠未起，教人长自忆清虚。
——西邑马宗武次韵
山边红树树边庐，半是烟霞半墓居。
望去祥光皆自在，吹来清韵适相如。
荣旌已焕熙皇笔，丹籍还凭学士书。
漫道消魂同逝水，千秋垂誉岂沦虚。
——蔡和鸣
栖山何必要匡庐，选胜寻幽到此居。
荣膝有庵堪豹隐，放情无系与鸥如。
凄风苦雨三更梦，返本还原一部书。
留得闲亭遗迹在，浮生莫浪说空虚。
——保瑜
第三块古碑《久照亭常住碑记》内容：
窃以光师祖始自西来，一时彼都人士无不群相瞻仰，咸为拜服至。其胸中之蕴蓄，眼底之色涵，虽未识其所际者何以,但清真之奥妙，性命之本原，我祁老师已及其传矣。故总镇马公自幼顶礼师事之。及康熙丙寅，马公节镇川北时，迎接署内，钦承奉侍朝夕不即。步下员戎与街乡耆庶深加敬重。师祖名虽出尘，而持身接物不离夫天常，不堕夫异端；理究太极之化育，神合二五之精微。迨后回光内彻，自知其将脱尘而化也，因预卜佳城于蟠龙山，郡中士大夫，咸欣然乐以愿，请师祖以培风气焉。爰于已巳年三月二十五。师祖瘗冡未及数载，人文蔚起，甲弟鳞鳞,四境民物骎骎乎有起色。矢若非师祖之英风爽气，有以察天文之奥，因地脉之宜，焉能钟灵毓秀至斯，厥后祁老师思慕高风，特共为捐资于场所，置阴地，修庐舍，新建墓亭，名曰“久照亭”。以表清光之照常明不底耳。及康熙已亥年九月十一日祁老师仙逝，是又令门人长清老师等，递传守永垂久远；然或无所养膳，何能俾守亭之人得永朝夕。是以众等再捐缁铢，屡购附近田地，以作此山常住之费俾，看守山亭者，或自耕种或收租粮以为日用之需，故至今永事其安倘。非我老师祖之道德高深，仅能使奕禅之人，倾心诚服之不遑也。今将所置田地数处之四至边界，俱照买约税契，镌勒于石，庶疆界划然，长与斯亭共垂千古，不致淹溃云。
雍正三年，凭中价买东村张子元地土一段。座落太清宫街，西东迭宅地仑，西至官街，南至迭郎二宅地坎，北至官街。雍正六年十二月,凭中价买东村彭华珍田地一分。坐落普贤寺后，东以旭田至山根，西至大路沟，南至普贤寺地坎，一直连接蒋白二家之地，直抵山根，北至高宅地水井大路直下。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凭中价买崇德乡四甲杨次博地土一分。坐落梁山坝刑甲垭下通，其地大小十二块，大石桥地一块、果园地一块、屋门大地一块、东皇崖寺坡下大地一块、李上贤侧边地块河坝地一块、屋后大地一块、九弓地一块、屋边瓦子地一块、屋后山地三块，山林树木在内地亩，弓步粮赋有官案板籍为据。
马朝杰、马德全率子良增生、西临生、洮府河州掌教绅士商民,马良玉陈永寿马西才马承祥马秀元祁遇贵马朝猷马自友祁玉珍马元真马元玺马明玉马奎光马自明蒋有福马敬德喇奉龙陕光福马世威马承福马承马世英马守禄脱旺福马朝选沙福成马朝佐马世雄马世权王映奎蒋有才高拔桂马易权马敬永马金祥马金玉等公立.
主持门人:
马腾易马起蛟李大才王永贵马福成马云峰祁瑞峰马云昌陈德马坦如马敬朝查恒占马文星马真元马成龙马碧峰陈廷马长青马德功脱化清陈文善马玉伯马守真马王峰马昭恒祁选贤
贡生马朝相撰文门人保瑜开书
大清雍正十三年岁次乙卯孟春望旭吉日
第一块古碑系华哲·阿補董喇希的弟子，时任川北镇总兵的左都督加三级五原马子云在华哲·阿補董喇希去世的第二年所书并刻碑。并于乾隆十二年重刻。碑中附诗中，马淇诗曰：“久照亭栖丁令骨，清修匾焕凤池书”，谢家麟诗曰：“颜焕清修颁禁苑，亭开久照获真如”。以上两句明确指出，“清修”匾是“凤池”所书，由“禁苑”所颁。（凤池：全称凤凰池，原指皇宫禁苑中的池沼。宋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南朝齐谢朓在《直中书省》诗：“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唐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清孙枝蔚《汪舟次赴赣榆教谕任去后寄怀》诗之二：“凤池与乌台，旦夕谓可至。）可见历代均用“凤池”代指朝廷。（禁苑：指帝王宫殿，后代指宫廷。语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常居禁中”和《史记·平准书》“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不仅“清修”匾是“凤池”所书，由“禁苑”所颁，而且“手迹犹存”。第二块古碑大清康熙五十八年陕西汉中府西乡县侯诠训道,教下锁城敬撰。其中蔡和鸣的诗中有重要两句“荣旌已焕熙皇笔，丹籍还凭学士书。”熙皇？学士？其中，明确指出“荣旌”（荣誉、旌旗）均使“熙皇”（指康熙皇帝）御笔焕发光辉。而且“丹籍”乃是学士所书）。第三块古碑，记载了祁老师（祁静一）置阴地，修庐舍，新建墓亭，并为墓亭命名为“久照亭”的全过程。
大清康熙二十四年，皇帝究竟生病与否？《清史稿》、《康熙朝实录》均未记载。巴巴寺中记载大清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身患恶疮并经华哲·阿補董喇希治愈是否属实也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迷；封建社会皇帝的疾病几乎就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但是此时，正值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又刚刚于康熙二十二年的十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大伟业“收复台湾”。十一月祭拜了明孝陵便开始巡视了塞外边界，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开始登上泰山举行历代帝王祭祀的最高礼节“封禅”，然后到山东曲阜祭祀孔庙。人食五谷，兼生百病。在完成这一件件大事和高强度的巡视后康熙皇帝是否真的生病不得而知，不过皇帝虽贵为天子，也是凡胎肉体，即使生病也在情理之中。但《清史稿·圣祖本纪二》却明确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侍卫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养”；康熙二十四年夏四月“昭医官博采医林载籍，勒成一书”；九月，太皇太后违豫（帝王有病的讳称），康熙皇帝立即“上驰回京、趋侍医药，旋即康复”。而且这一年的十一月还发生了日食。看来这一年无论是天象奇观还是皇宫疾病，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不管这一年究竟是康熙皇帝生病了还是孝庄太后生病了，皇室有人生病并命医官治疗和编医书却是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而且，从三块古碑所载的内容分析，“清修”古匾为朝廷所颁发是铁定的事实。
然而，“清修”两字是否真是康熙皇帝御笔？如果是皇帝御笔，为什么“清修”古匾要落款“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宗人府右宗正多罗贝勒王书”，题匾者究竟何名何姓？为什么他却一反常规地在古匾只落款自己的“职务”而不署自己的真名实姓呢？查阅《清实录》却并无“多罗贝勒王”这个封号，而只有康熙十七年被封为“多罗温郡王”的“延寿”（又称延绶）。查《爱新觉罗宗谱》得知，延寿为多罗温郡王猛峩次子，其长兄佛永惠于康熙十三年袭郡王爵，十二岁即早夭，然后延寿于康熙十七年继承了郡王爵位，康熙三十七年四月被朝廷以“行止不端，并不思效力行走”的名义革去王爵，降为“多罗贝勒”。那么，康熙四十九年延寿所书“清修”为何称“多罗贝勒王”呢？！这可是明显违反清代礼制的行为啊！对这一行为，兰州大学的马文奎博士撰文认为是因为违反礼制是导致延寿在牌匾中未署自己真实姓名的原因。而笔者的观点恰恰相反，作为官场中人，曾经的“多罗温郡王”现在的“多罗贝勒”延寿不仅是一个高官，而且历经官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早已成为了政治上的明白人，不会在授匾、题款这么重要的事件中犯这么低级的政治错误。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正如石碑和历经四朝的抗英先烈马辰所言，是康熙皇帝亲书了“清修”二字，而且颁发“金锦玉匾龙凤旗”也确有其事。而且从故宫博物院保存于世的康熙书法作品来看，宗正府多罗贝勒延寿所重写“清修”二字明显模仿了康熙的笔迹，甚至与康熙所书《望庐山瀑布》一诗简直就如一人所写。
根据《随辇集》（康熙近臣高士奇著）记载，温郡王延寿九岁时即陪康熙皇帝到西山驰射。其另著《松亭行记》记载，康熙二十年皇帝赐宴喀尔沁廓尔沁诸部于达希喀布齐尔口（今河北省平泉县大吉口），温郡王和皇长子胤褆紧挨一起并列于左，内大臣列坐于右；根据《东华录》记载，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到额尔通阿拉巡视牧场，诸王中仅带了温郡王延寿一人……由此可见延寿与康熙皇帝从小到大关系均十分密切。而康熙四十九年延寿将“清修”重书并镌匾相赠，如果要署皇帝御笔时自己的职务和大名“宗人府多罗温郡王延寿”；一者皇帝“手迹犹存”，绕开皇帝署自己名字有与皇帝并驾齐驱之感，作为臣子，一言一行当慎之又慎。二者此时已经距离皇帝御笔过去了十九年，况且自己已经被革去了郡王的王爵，只是一个多罗贝勒。如果不写王爵而皇帝当年御笔“清修”二字时自己可是堂堂正正的“多罗温郡王”啊！所以，延寿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法，即自称“多罗贝勒王”，因为无论是“多罗温郡王”还是“多罗贝勒”，均是皇上所封之官，既然是皇帝御笔重刻，自己只是依样画葫芦而已，又加之有十多年的时间差，这样称呼断不会有任何不妥，也彰显了自己曾经的“王爷”身份。但如果在职务后再写上自己的大名“延寿”，不仅成为了自己的私人行为，而且可能会犯官场大忌，给政敌留下口实。这个历经政治斗争被革去王爵的“贝勒”延寿何其聪明！断然不会犯这样的政治错误，所以不仅不写自己的大名，而且将皇帝所赐“龙凤旗”（一说为龙纹金印）也一并镶刻在两字中间。
“清修”匾四周也全部刻上“金龙”，表明自己完全是奉皇命办公事。这样，既符合皇帝的意图，又不会给朝臣们留下任何口实。当然，这样做自然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又要问，那既然康熙皇帝亲书“清修”二字，为什么不就刻上康熙“御笔”就行了？又何必折腾来折腾去呢？笔者认为，正如上文所言，太皇太后孝庄患病可以记入《清史稿》，以体现皇帝的“仁孝”。但康熙皇帝如果患病，涉及大清朝廷社稷安危，绝对是国家的最高机密，绝对不允许透露任何蛛丝马迹，何况是因此赐书一个来历不清的外国传教士呢！
而且不可思议的是，上述三块古碑的前两块古碑一块刻于康熙三十年，一块刻于康熙五十八年，但不知道什么奇怪的原因就康熙五十八年后就突然被毁掉了！直到雍正十三年，才有了《久照亭常住碑记》，到乾隆十二年（年），距离康熙三十年（年）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才同时重新刻了当年的《先师碑记》、《师祖上人碑记》，从刻碑、毁碑到再次刻碑，中间究竟经历了怎样波澜壮阔和曲折纷繁的历史故事，至今仍然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迷。
可以想象的是，华哲·阿補董喇希作为一个“胸藏三教之书，而不以文名；艺精百家之气，而不以技称”的传教士，如果不是与康熙皇帝或者太皇太后孝庄的病有一定的关系；也一定与康熙皇帝为代表的皇室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真相扑朔迷离，讳莫如深，视为禁脔。也许因为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病，皇帝也从此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可能。不管怎样，综上判断，华哲·阿補董喇希去世后，康熙皇帝赐字、赐旗、赐匾等应当存在，同为大清朝廷官员的回族将领马辰关于治病以及御笔赐书、赐旗等的所言、所记，应当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事实。华哲·阿補董喇希归真后，马子云为师筑“亭于墓上”，不仅修建了墓庐，而且“竖碣镌文”，镌刻了石碑；后来康熙五十八年再次刻碑纪念，而且这些碑、字、匾、旗就应当保存在巴巴寺内。可以肯定的是，原镌刻的两块石碑或碑文之外的题刻或者注释等一定触动了一些不该触碰的秘密，公开了一些不该公开的东西；才导致两碑俱毁。而且在康熙帝甚至雍正帝执政期间，朝野对这一公开的秘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史书也好各类资料也罢，才“讲政治”上下一致不予任何记载；后来到了乾隆朝，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禁忌才有所放松；于是重刻原来的碑文，但既然官方尚未真正完全解禁，所以也不便另刻碑详细记载碑文之外的事情，所以只是同时对原碑内容重刻而已。但同时重刻时，如果对皇帝御笔题字、授旗等重要历史事件只字不提，又将从此给历史留下真正的悬案。所以，文人们不得不仅用诗赋的方式将“熙皇”留笔，学士书“丹籍”、凤池（朝廷）颁发“清修”匾等内容进行了简略表述。
同时，不仅康熙四十九年朝廷颁发的“清修”匾上赫然镶刻着几条金龙，巴巴寺照壁大门上悬挂的“久照亭”牌匾系乾隆三十年四川镇重庆总兵马镇国所书，上面也镶刻着几条金龙。镶龙刻凤的匾额一块接着一块……在封建社会，金龙就是皇帝的化身，任何人不得僭越。巴巴寺中还有“圣恩普沛”、“仰止”“世泽悠长”等朝廷高官、状元学士的题刻，这无不暗示出巴巴寺与朝廷的密切关系。其中“世泽悠长”匾额还是康熙皇帝的御前带刀侍卫马如龙所题，可以御前带刀的侍卫绝对是皇帝绝对信任的“贴心豆瓣”，岂是普通传教士乃至凡夫俗子可以接触到的！
而久照亭既然有金龙镶嵌，不仅说明了华哲·阿補董喇希与康熙皇帝的特殊关系，而且说明了“久照亭”完全是奉康熙皇帝圣旨或秉承圣意修建。康乾时期盛行“文字狱”，与康熙皇帝同月同日生的戴名世《南山集》一案仅书中有南明三王的年号，最后戴名世被康熙皇帝处斩而身首异处。康熙朝刑部侍郎徐乾学之子、雍正朝的翰林院学士徐骏因为将陛下写成“狴下”，再加上“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诗就人头落地；浙江省的主考官查嗣庭因为去江西考试，题写了诗经中的“维民所止”四个字作为考题，被雍正皇帝以“维”“止”二字乃“雍正”二字去首，不仅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及其儿子死于狱中并被戮尸，全家遭到流放；而且浙江全省的学子六年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所以，赫然镶刻着金龙的牌匾证明了巴巴寺久照亭不仅有皇室渊源，而且奉旨修建可以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遭来杀头甚至灭门之祸，虽然俗话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但杀头这种事情任何人都不会不有所顾忌，放在任何时候也都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岂可轻易越雷池半步！
康熙皇帝既颁匾赐书赠旗，又毁书、毁旗、毁碑并不准记载传之后世，如此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圣心难测究竟为那般？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事实的真相，除了以上一些原因，笔者综合多种史料分析后认为，这一切还隐隐约约与清朝皇帝的信仰以及康熙驾崩前的“九子夺嫡”有关。
清朝皇帝不是汉族，是姓爱新觉罗的满族，而满族原先的信仰是萨满教。萨满教是在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流传于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因为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故得此称谓。而后清帝入关，逐渐汉化，渐渐接受了前朝留下来的道教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自称为天子。至于佛教，相传在努尔哈赤的时代，随着与疆域以西蒙古人的频繁接触，一支已经适应了游牧社会生活节奏的佛教流派——藏传佛教进入了女真人的视野。皇室信佛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清世祖顺治皇帝是否出家为僧至今仍是历史的一大悬案。所以传统的清宫剧中，皇帝一会称天子、一会拜佛祖、一会跳萨满是常有的事。而康熙皇帝更是大清历史上少有的文韬武略贯千古、学识渊博通八方的全能皇帝，对自然科学、天文历法、人文科学等各行各业均有涉猎，留存于今的《十字歌》，是康熙皇帝为了纪念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写的烩炙人口的诗。甚至有人撰文认为康熙信仰基督教。笔者认为，既然康熙皇帝与传教士华哲·阿補董喇希有剪不断、理还乱扑朔迷离的关系，也不排除康熙皇帝也有推崇或信仰“伊斯兰教”的可能。但是，作为一国之君，岂可随便改变自己的信仰？就如当今，普通的共产党员入党还得宣誓“永不叛党”呢。即使真的改变了或者推崇了，下面的人也理应“看破不说破”，岂可立碑或载于史书、志书啊！况且，这可还牵涉着帝王的隐私和帝国的秘密呢！同时，康熙时期，皇太子之争一致趋于白热化，皇长子胤褆与皇太子胤礽明争暗斗。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康熙第二次策封废太子胤礽为皇太子，但是面对朝内各派力量争夺，康熙希冀以册封皇子，明晰权力的形式，分解围绕诸位皇子形成的各派政治力量。同时也让各位皇子，在替他分担部分政务的实际工作中得到历练。然而，即使康熙立太子后不久即革去了与自己和皇长子胤褆关系均十分密切的“延寿”的王爵以儆效尤，震慑其他皇子和朝臣。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康熙化解各派力量的尝试并没有取得太大成功。康熙五十一年再次下诏废除了胤礽的太子之位。康熙皇帝有序齿的的儿子一共24个，晚年更是“九子夺嫡”，可谓历史上最激烈的皇位之争。同理，作为最高统治者，究竟选谁作未来的皇帝关乎社稷安危，岂可让大臣随意揣摩“圣意”！也许这才是导致既颁匾、刻碑、赠旗，又毁书、毁旗、毁碑并不准记载传之后世的真实原因。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规定，穆斯林不论身居何处，他礼拜时都要面向麦加圣寺克尔白。一千多年以来，麦加一直是全世界穆斯林向往和朝拜的中心。伊斯兰教苏菲派习惯将始祖、道祖、先贤等人的陵墓称为“拱北”，并修建高高的建筑吸引信徒前来朝拜。位于四川阆中市城区东郊蟠龙山南麓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巴巴寺，作为第一位来中国传教的祖师华哲·阿補董喇希的“拱北”，最终成为了传奇的“东方圣地”，“大能无所不能”的嘎德忍耶派教义的广泛传播，因为皇室的渊源让这一圣地更加扑朔迷离、神秘莫测、引人向往……
本文主要参考材料资料：
《阆中宗教旅游文化》、《守望吾土吾乡》（王萌著）、《古城阆中》、《名城阆中》、《阆中市（县）志》、《清史稿》、《清圣祖实录》），《四川阆中巴巴寺清修匾题款考》（马文奎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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