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面"阆中民俗大杂烩"免费订阅
-这三年，是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三年，也是我在旧中国的阆中生活的最后三年。从年11月起，我就开始了在新中国新社会的新生活，一直到老。这三年刚好是我在阆中县商会附设初级商业职业中学校（简称商职校）一班读书，正好是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初中毕业。毕业时刚好阆中解放，我正好13岁。
抗日战争时期，阆中作为战时的后方，曾一度繁荣发展，年抗战胜利后，虽然内迁到阆中的机关学校有的迁走了（如国立四中等），但人员留下不少。加之经济发展的需要，工商界人士普遍感到，旧有的会计方式不能适应，新的商业人材应加速培养，用师傅带徒工的方式不行，学习重庆的经验，必须建立商业职业学校。于是由阆中县商会出资，阆中县教育界人士支持，又适应学生与家长的要求，经当时政府批准，便办起了一所初级商业职业中学，全名叫阆中县商会附设初级商业职业中学校，简称商职校。柴善辅任董事长，我父亲任副董事长。校址就是阆中城东文昌宫巷的王爷庙与毗连的痘症寺旧址（解放后作县酒厂和酿造厂）。
民国时期的初中学校课间操。网络图片，与本文无关。
招收小学毕业生，学制三年，相当于初中。从年春开始招第一班学生，每年春秋季招生，到年秋季招第六班，年冬第一班毕业，年11月阆中解放，该校便自然停办。年春商职校招生时，我刚读完高小一册，距毕业还有一年半，年龄也才满十岁，完全是家长的意思要我去试试，谁知一考竟考了个备取（只有两名备取），已经没有指望了，那知开学后校方又通知我去读，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
跨越文昌宫巷的两个园拱门就是东西两校门，东校门经文昌宫（当时阆广公路筹建处在此）可到东郊，西校门可到郎家拐街。进此门后实际上是东西向的一段街，街南一个小门的院落，像个居民住户，其实是县“特委会”（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街北大门就是原王爷庙门，才是商职校。进门就得从一个大戏台下穿过，经一院坝，到大殿改作的礼堂，正中挂有孙中山画像两边是国旗党旗，每周一第一节课都要在这儿举行纪念周，读总理遗嘱，听校长训话，再进后殿是学校办公室，向右去，也是一个神殿改的，把神像取了（神台还在），装上门窗，便是我们的教室。再向右院，原痘症寺殿房，就改作我们的寝室了。（该校只招男生）。
记得当时校长是郑可行（当地较有名望的一个老头儿，解放后在阆中政协），教地理兼任我们班主任的是蒲子厚（一个十分老实的老头，记得学生们捉弄他，在半掩的寝室门上放着拉圾，使他进门时落在身上），教国文的是赵幼琴（一个酸溜溜的秀才，他摇头恍脑地读着：“千呼万唤始出来，怀抱琵琶半遮面”），教算术的是李瑞臣（后来在阆中师范任教，专教算术），教珠算的是我父亲（他总是忙忙慌慌地，跑进教室就一边读口诀一边打算盘，一点也不停，从无半句空话），教英文的是李希白（头发雪白的一位老先生，使用着重韦氏音标），教理化常识的是郑鹏九（当时私立皋阳中学校长，郑可行的长子），教商业簿记的是贺泽生（当时和成银行的会计），教童子军的是辜述才，教音乐、美术的是张克仁（中共地下党的，我祖父的学生，解放后在重庆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
民国时期的初中学生。网络图片，与本文无关。
我从小体弱不好动，在班上年龄又最小，十分腼腆，胆小怕事，同学们叫我为“阿斗”“贺阿斗”，我也不敢开腔。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十分懦弱的性格，从不敢与人争吵，更不敢与别人打架，这个性格终身难改，当时只是学习成绩还算可以，肯动脑筋。商业簿记、算术、代数几科成绩较好，作文有时也受到表扬，但字写得不好。英文成绩不大好，读音不准，总记不住单字。性格原因，我不大喜欢交往同学。寒暑假常去在东街开的印刷店学数纸张、订本子、木版印刷八行纸的作文本。更多的是去父亲开的铺子上帮忙。学会了包纸包，称东西卖货。那时店里的先生们都是吃从我们家里提来的饭菜，又时正忙碌便不能及时吃饭，等忙碌过了饭又凉了，往往就要到对门王板凳处去切些盐叶子牛肉来吃。我最爱吃这个牛肉了。
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抗战胜利后，老百姓极盼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希望国家走向建设之路。可是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官员大发国难之财，不顾百姓死活，发动大规模内战，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负，纷纷起来反抗。政府大发钞票，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一天几个价。上午可以买头牛的钱，下午就只能买条羊，放到第二天上午只够买只鸡，下午就只可买个鸡蛋，第三天早上就是废纸一团了。当时的法定货币从法币到金元卷，从金元卷又到银元卷。我记得当时用钱钞都是十张折成一折，十折为一叠，十叠成一捆，都是一捆一捆地收支，从无人去清点过细数。甚至买卖有用麻袋来提钞票的，钞票还是全新时，便作了废。我们就用来它做游戏，折成叠翻甩，折成帽子，折成腰带，折成飞机玩耍。后来干脆不用货币，而以物易物，我们交学费，教员领薪水都是黄谷或大米（当时机房街开有一家米行，开学时姐姐们和我交学费都是用这儿开的条子）。零星交易就用银元或铜元。我家商店门口，就有一个专门从事换硬币的摊商。
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网络图片，与本文无关。
在内战激烈的岁月，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退逃时，一批一批从阆中经过，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到处号民房驻扎，在街上买菜蔬时，丢下几张不值钱的钞票就走，这与抢劫无异。还到处抓壮丁、拉民夫。在我家铺子上来作学徒的都是躲壮丁出来的。有一个叫刘兴元的，年龄比我大两岁，我们还很接近的。我们家也驻过兵，是在冬天里，驻过卫生连，全是女兵，纪律稍好一些。就睡在堂屋里的地上，十分凄惨，缺吃少穿，借我家的厨房烧饭，每餐只有一点点无油的青菜，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她们都是一些东北的学生兵，抗战胜利后无家可归，才被骗来打内战，这时她们的家乡早已解放，但她们却回不去了。这位连长是个男的，姓肖，态度还和气，常爱逗着我说话，当我问他：共产党会很快打来吗？他只说：国军无希望了，你好好读书吧！由于混熟悉了，他还送给我家一大瓶子消炎片（好像是阿斯匹林片——我记不太准），当时这是很珍贵的东西，妈不敢收，再三推不掉时，只好回送给他们两块腊肉，这使他们全连可尝到了一点晕腥。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就知道他们早已走了，走后妈妈还念叨着这些女孩子是否回到了家？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女兵，网络图片，与本文无关。
当时老百姓真是人心惶惶，不知道社会将如何变化，命运将怎样安排？求神问佛的特别多，除了原有的神庙、卜卦、算命外，还有种一贯道（解放后才听说“一贯道”这个名称的）出现。我所知道的有当时叫混元坛、紫元坛与天道。混元坛、紫元坛是设在两处的神坛，有一个设在三陈街东头的寿山寺内，坛主是孙胖子，家就住在对面的孙家大院。我是随父亲去过一次，看设坛活动。天道头目是赵美如。当时信这个天教的人很多，但我家恰巧不信，后来只有我祖母带我去过一次。那时敬个神什么的，本是十分平常的事，但是这个敬神做得十分神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解放后将此定为反革命活动，赵美如被枪决，信徒中不少人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受群众管制长达二十多年）。
那时国统区内，学潮闹得很凶，成渝两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阆中的省立中学、县立中学都有波动。我们这所刚刚建立的人数不多的民办初中，虽闹不了大事，但也受到一些感染。事情的起因是校长的幺少爷不学无术，却非要来给我们上代数课，课根本上不起走。我们再三反映，校方不理，引起了我们罢课。校长在周会上威胁学生说：“再闹事要戴上红帽子，送到对门的特委会去！”（我们这时才知道，校门对面那个门口没有挂任何标识的“人家”，原来才是一个特务机关），这位少爷后来还是被赶走了。进步革命的思潮，随着学生运动，随着进步教员，随着从外地回阆的大学生而传到阆中。流行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山那边哟好地方》《古怪歌》《农家乐》《康定情歌》等等。县中学还排演话剧《日出》。当时回阆的大学生办了一个“暑期俱乐部”，在县城影响很大，我当时也去参加了。只交十个铜板的茶水费，每天上午要补习功课，我最爱听上平面几何课（当时商职校不上几何、化学等课只上点代数与物理常识等），下午就是文体活动，晚上办篝火晚会，如唱快板，唱谐剧《阿Q正传》，还跳集体舞，扭秧歌，做游戏，十分活跃热闹。
民国时期，进步学生演讲。网络图片，与本文无关。
愈临近解放形势愈紧张，一方面国民党退守四川的军队越来越多，对百姓骚扰日甚，另一方面人民的反抗加剧，地下党活动加强，学运高涨，社会贤达出面呼吁，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当时在阆中盛传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就住在大东街的保宁旅社，床前还放有一双绣花鞋为暗号。当军警去抓时，却扑了空（其实阆中早有地下党活动，从未间断过），又传言常年在古城打更的一个都叫“乌龟”的人，原来是共产党，不久他就被国民党军警暗杀（将他栓上石磨盘沉入河中），这类传言层出不穷。更激烈的是闹“袁团”（败退的胡宗南部的一个团称呼为袁团），逃到阆中后，声言要在此驻下来，以抗共军。这下老百姓可急了，坚决不答应，各界派代表与其反复谈判，好不容易才谈妥，给了一些钱粮，才将这些“祸害”送走。这种类似的灾难，时时可能发生，赶走一个，马上会再来一个的，这样就只好让赋闲退回阆中的国民党少将范龙骧组织些地方武装在阆中挂出“阆苍南反共联防指挥部”的牌子，以抵挡再来驻军，后来接近解放时，中共地下党做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取走牌子，放弃抵抗，不许折腾，使阆中得到和平解放（范龙骧是阆中人。他的前妻汤惠群一直在阆中。解放前在阆中妇女会，解放后受群众管制在酒馆卖酒。他那时带着另一个太太到阆中，还有一个男孩叫范永年，50年代在阆中中学与我同班同学，他多才多艺，写一手好字，话剧演得十分出色。50年范龙骧被关押在阆中中学后面在凤凰楼上，后被枪毙。太太带着孩子们回了江苏，范永年回江苏后考取了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安徽教书，后加入九三学社，为省政协委员）。
在那动荡的年月我大姐本来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四十年代，我五姑在父亲的支持下早就外出求学，并参加了地下党，我大姐在阆中省立中学高中毕业后，又在五姑的支持下到成都投考了四川大学，先读先修班，后读历史系），这时传回消息说，大姐失踪了！这真是晴天劈雷，把全家都急疯了，四处打听，八方托人，到处求神问佛，不知抽了多少签，我记得有一次抽到了一张上上签，讲解者说应沿南方去找，欢喜之后立即又犯愁了，这“南方”又在何处呢？
记得是在冬天的某日下午，突然后街门外有敲门声响，开门一看，才是大姐与后来的大姐夫回来了，他们各乘一副滑竿（那时的交通工具），是从南部三舅父那儿回来的，当时三舅父在南部盐场做事，为了怕路上被抓丁或拉夫，还请了盐场的警察护送呢，这时才知道：他们是在川大参加了地下党，从事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追捕，才秘密出走的，历尽危险，先后跑到西昌（大姐夫李时方，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李黎，他是西昌人），南部等地，这才回到阆中。
解放前夕，被捕的地下党员。网络图片，与本文无关。
回来后他们也偷地给我们讲些革命的道理，但也不敢明说，记得我曾问他们：歌中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伟人”是指谁呀？为怕我惹麻烦，他们只好回答说是指的孙中山。有空时李哥还给我补习平面几何，但阆中也毫不安全，常有特务光顾，这时由父母作主，先让他们在家办理结婚，好在大姐出嫁的木器（床、衣柜、桌子等）是早做好了的。结婚后不敢在家久待，立即化名为贺承智，给乡下的人说是“将女抱儿”，到乡下躲壮丁。化装成农民的样子，送到天安乡我家的庄房处去住。当时路上（哪怕是很近的几里地）很不安全，年轻人（妇女或男人）怕被抓，只有找老太婆护送下乡去。人虽走了，但全家还是日夜担心着，度日如年，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
学校早散了，到处是兵匪，人们都不敢出门上街。不多久，国民党军队匆匆逃走，出现了权力真空。地下党在幕后，地方贤达出面交涉，维持阆中县城的秩序。大姐们也偷偷地从乡下回来了，成都解放后他们很快回了成都。大家都盼望阆中快快解放。有一天夜里。突然听到街上鸣锣通告：阆中和平解放，成立县解放委员会。各界民众明日上午手持红旗，敲锣打鼓，到禹王宫河坝，欢迎解放军入城。
解放时，解放军进城。网络图片，与本文无关。
这消息一遍又一遍地在夜空徊响，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社会开始了。第二天太阳升起之后全城百姓敲锣打鼓手持红旗，在禹王宫河坝列队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人们从没有见过这样纪律严明，态度和蔼亲切，对百姓微笑着挥手，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行进的部队了，这种激动的场面`深刻的印象，令人终生难忘。
（原文题目《往事如烟》，本文有节选、改动）
作者简介：年生，阆中保宁镇人。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曾任阆中师范讲师，德阳教育学院副教授、教授、凉山大学教授。
